上躥下跳的參謀

為什么日軍之中會有諸多像辻政信和石原莞爾這樣，天下聞名卻眼高手低，上躥下跳卻僅為參謀的人呢？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日本軍事教育自身的問題，一方面也是因為日本軍事體系中封建殘余太多的緣故。

日本的軍事教育體系，重視戰術和素質養成。這本是好事。但由于日本陸軍在文化和體系上，同時向法德兩國學習，結果日軍的軍事教育，即像德國陸軍一樣，重視圖上兵棋推演，又像法國陸軍一般，熱衷讓軍校學員摻和國內政治。

兵棋推演本是相當好的一種軍事教育和指揮工具，但是這套體系需要不斷根據現實情況，對推演規則和各種數據進行修正，這恰恰是對技術發展并不敏感的日本陸軍最不擅長的。

例如山下奉文和石原莞爾，分別略通機械化戰術和機關槍使用，結果竟然被吹捧為日軍中的“技術型將領”。

正因如此，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日本陸軍的圖上兵棋推演開始流于紙上談兵，與歐美蘇各國軍隊的實際相差越來越遠。不過，由于大量中國留學生赴日本學習軍事，日本軍官又大量到中國擔任軍事顧問，因此日軍在兵棋推演中對中國軍隊的判斷和認識，始終相當準確。

本來，日本的軍事教育也很強調參謀旅行，這是增進見識，修正誤解的好機會。但是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日軍軍官的參謀旅行大多是圍繞兵地要志展開，很少潛下心來了解其他國家軍隊體系建設成果。

個別如山下奉文和石原莞爾，能夠在擔任駐外武官時學習一些歐洲先進的軍事科技成果，但更多的軍官，則是像東條英機一樣，把參謀旅行和駐外任務當作一個拉幫結派的好機會。

日軍參謀上躥下跳卻沒有好名聲的另一個深層原因，在于日本自明治維新建立新軍開始，就在軍隊中大量保留封建殘余。這種封建殘余，首先是士族在軍隊中享有崇高地位。

在幕末的倒幕戰爭中，新政府軍征討日本東北地方的部隊，都是由薩摩、長州、土佐和肥前等倒幕強藩部隊編成的。但由于倒幕強藩要拿天皇作為大義名分，所以各部隊的總指揮，即東征大總督府的總督，由絲毫不懂軍事的有棲川宮熾仁親王及仁和寺宮嘉彰親王擔任。

而大村益次郎、西鄉隆盛和板垣退助等強藩大佬，只能以“下參謀”（參謀的職務都由皇族擔任）身份來行使實際指揮的職責。這基本可以認為是日本陸軍中參謀架空主帥的濫觴。

當然，有些情況下參謀上躥下跳乃至發號施令，并不是代表主帥沒有主見。日本在千年的封建社會中，逐漸形成了一套下屬為上級承擔責任的體系。在決策時，上級僅是對下屬意見表示首肯，事成之后，上下一起享受成果，失敗時則由下屬來單獨負責。

早在日本戰國時期，山本勘助等一批“懷刀”（日本人對參謀和軍事的一種隱晦提法）就不斷跟自己的上級一唱一和，用類似“演雙簧”的方式，來形成決議。

久而久之，這種傾向和日本封建社會遺留的重視“年功序列”的傳統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幾乎固定的決策體系，即一群所謂參謀各抒己見，最后強勢者壓服其他人。而真正的決策者上級，冷眼旁觀，視自身的需要選擇是否首肯參謀吵出來的“公議”。

當然，類似的辦法用在軍事指揮上，并不一定有好的結果。例如在倒幕戰爭中以參謀身份掌握全局的西鄉隆盛，到了西南戰爭時身為反叛的薩摩軍的主將，卻任由擔任參謀的桐野利秋、篠原國干發號施令，最終落得個兵敗身死的下場。

當然這方面也有些比較好的例子，例如在日俄戰爭中，大山巖擔任日軍主帥，他性格開朗，每當屬下們無法形成決議，他就直接問參謀長兒玉源太郎：“兒玉君，咱們今天要打哪里來著？”借此來緩和氣氛。同樣的還有東鄉平八郎總是面無表情地聽著手下“智囊”秋山真之侃侃而談，最后點個頭算是同意秋山的意見。

但是，當參謀自認為能力遠超過上級，而上級又執拗地固執己見，就可能出現兩方徹底結仇的情況。石原莞爾在擔任關東軍參謀副長時，與時任關東軍參謀長的東條英機多次出現公開意見對立，最終導致二人徹底決裂。石原此后經常大罵東條是“上等兵”。1944年石原莞爾為刺殺東條出謀劃策，很大程度上是緣于兩人的私怨。

山下與辻政信結怨，同樣因為山下鄙視辻政信的能力和品質，對他提出的妙計不但不予采納，還屢屢公開駁斥，逼得辻政信跑到前線去耍威風，并且不斷利用與東條的舊誼，在背后惡意中傷山下奉文。而山下也多次公開罵辻政信是奸賊和小人，主帥和參謀至此徹底失和。

由此可見，所謂參謀發號施令，很大程度上是主帥放任的結果。如果參謀做出的決定真的與主帥意見相左，在等級森嚴的日軍中，上級可以很容易地利用手中權力壓制下級意見。

不過，從結果看，讓參謀上躥下跳，至少相當程度上為主帥保留了好名聲。仍以山下奉文為例。即便他已經被判為戰犯，處以絞刑，仍不斷有人為他開脫，認為是擔任參謀的辻政信自行其是，才導致了對馬來華人的大規模屠殺和軍票泛濫等罪行。

由此可見，無論是參謀還是主帥，在推脫罪行之時，還真是一丘之貉，沒有什么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