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麗君是小編最喜歡的老一代女星之一、喜歡她在那個年代散發出的無與倫比的氣質。在和平時代的今天，間諜工作聽起來刺激非常，活躍在大眾眼前的公眾人物做起間諜的工作如履薄冰，和平年代他們的故事仍人看的驚心動魄。他們有的是為了維護自己的信仰，有的是被當局脅迫，有的甚至是為了維持自己紙醉金迷的生活。

“鄧麗君是臺灣間諜。”這一驚人的消息是在鄧麗君去世不久，由臺灣雜志《獨家報道》首先報道的。原國民黨保密局高級將領谷正文就曾說：“鄧麗君是臺灣國民黨國家安全局的秘密情報工作人員，隸屬于‘臺灣國家安全局’第三處，配合協同工作的是我所在的臺灣國民黨國防部軍事情報統計局。”

此后，日本著名記者宇畸真及自由作家渡邊也寸二人共同對鄧麗君的生平進行了長達4個月的追蹤采訪調查，出版了《鄧麗君的真實》：“關于鄧麗君是間諜一事，我們的結論是肯定的……在她所生活的那個時代，她所能選擇的道路也只有這一條，即當時的社會現實迫使鄧麗君走上了‘間諜’這條道路……冷酷的國際政治硬將鄧麗君推上了政治舞臺。”

1968年夏天，鄧麗君收到來自新加坡的邀請書，邀請她參加1969年在新加坡國立大劇院舉行的“慈善音樂會”的演出。年僅15歲的鄧麗君向臺灣有關部門提出了出境申請。由于鄧尚未成年，所以一同提出出境申請的還有她的母親趙素桂。當時臺灣仍處于軍事管制戒嚴令期間，各種民間社會活動和人身自由均被“明松暗緊”地監視著，進出臺灣的任何人都毫無例外地受到臺灣安全局的嚴格審查。谷正文說，“連外交部長都不得例外。”出入境申請的審查有一個十分重要的項目，即申請人是否能夠利用現有條件為臺灣政府進行情報工作。

在當時，“特務政治”的行動方針一直主導著臺灣國民黨軍隊、政府和民間社會。許多臺灣的民間人士、知識分子以及文藝界人士均在不同的情況和條件下，被收編進了國民黨特務組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為了得到出境許可，才不得已地接受了臺灣國民黨特務組織的交換條件，被收編成“臺灣國家安全局”的情報工作人員的。鄧麗君正是屬于這一類的情報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