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主子,昔日的匪首李自成,如今更是榮膺“大順永昌皇帝”之威名,身穿縹衣,騎烏駁馬,在一百多名騎兵的簇擁下大搖大擺地進入德勝門,把道路兩旁大大小小的“新皇帝萬萬歲”的標語甩在門后。
闖軍、順民、忠臣、降官、1644年鼎革大戲,正在帝國都城北京開演。鋼刀下的求生,白綾前的忠烈,生生死死,皆在一瞬。這一切,都只因為他們,生逢亡國。
順民這個詞,在1644年,被北京的百姓賦予了兩重含義——“順從的臣民”和“大順的臣民”。4月25日那天清晨,這兩個字被成千上萬雙手寫在黃紙上,貼在門首,舉在手中,頂在頭頂,和它們驚懼和恭敬的主人一起,接受昂然進城的勝利者馬蹄揚起的浮塵的洗禮。就在一天前,這些勝利者尚且被人人切齒地稱為“賊寇”,但幾個時辰后,他們就以高傲之態接受闔城百姓的跪拜大禮,而他們的主子,昔日的匪首李自成,如今更是榮膺“大順永昌皇帝”之威名,身穿縹衣,騎烏駁馬,在一百多名騎兵的簇擁下大搖大擺地進入德勝門,把道路兩旁大大小小的“新皇帝萬萬歲”的標語甩在門后。這位起于隴畝之間的農民皇帝已經不屑和那些跪伏地上預備仰瞻新君天顏的升斗小民聒噪,他的目光正落在正前方承天門朱紅色的大門前,那扇大門曾倔強地拒絕像他這樣的流寇匪首,但如今卻是大門洞開,金碧輝煌的紫禁城就在那扇門的后面。那些曾在宮中服侍大明君主的太監們,也正在門內伏地稽首,焦急地等待著他們新主子的到來。
令人遺憾的是,這場入城式全然沒有幾百年后常見的鑼鼓喧天、鞭炮齊鳴的歡慶景象,充當背景音的是一片可疑的沉寂——“百姓俱開,有行走者,避于道旁,亦不相詰,寂然無聲,惟聞甲馬之聲”。根據一位熱心目擊者陳濟生的記述,沉寂中更夾雜著些許滑稽小調兒,為了避免這些以劫富濟貧為口號的造反者在京城踐行他們的口號,“大小官僚俱以重價購極破青衣衫褲并破帽,混稠人中,低頭下氣,唯恐人覺。”而那些用鮮衣數襲都換不來一件破衣服的富貴子弟,干脆當街表演起裸奔秀。但這一切顯然沒有起太大作用,因為不久就證明,這群造反者在劫掠財物上無論貧富一視同仁,只是順序有先有后而已——“初但掠金銀,后至者掠首飾,最后及衣服矣”。
噤若寒蟬的死寂與驚駭惶遽的癲狂同臺上演,對記錄下這一場景的陳濟生來說,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和其他人一樣,生逢亡國劫運,只得想方設法茍全于亂世。1644年4月25日清晨的那一刻起,鋼刀便懸在了每一個北京百姓的脖子上,是死是生,不過一瞬間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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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法:雖死猶生?
就在陳濟生滿懷疑懼地在末日之城中尋求生計時,另一名叫徐應芬的師爺卻在鄭重地考慮生與死的重要問題——但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他的雇主,給事中涂必泓的。4月25日北京城的失陷,將一個非常麻煩且棘手的問題頃刻之間推到了北京所有官員的面前,那就是是否自殺殉節?
徐應芬最初給出的建議是“以義,食祿者死固當”。這是一個理所當然的答案。按照當時通行的理論,只要身為官員,哪怕叨食君祿只有一天,那么國破之際,你唯一的選擇就是立刻自我引決,以證明自己的忠貞不貳。所謂“君辱臣死”,不僅僅是一種高尚節操,更是一種被強加的道德義務。對從小就被教導要贏得身前身后名的臣子來說,這種死法還頗具誘惑力——只消在事先準備好一份絕對慷慨激昂、氣貫云天的絕命詞,再把頸子往白綾里輕輕一套,忠烈的榮耀、朝廷的旌表和萬代的景仰就會滾滾而來。
在徐應芬提出這個建議之前,已經有很多臣僚選擇了殺身成仁作為歸宿。僅徐應芬和涂必泓得到消息的就有六人,而根據后人統計,在城破這一天,共有13位官員自殺殉國。
身居內閣宰輔之位的范景文是這些殉節者中職位最高的一位。聽到城破的消息,這位大臣決計用最快的“死法”來達成殺身成仁的目的,在寫下了“翠華迷草路,淮水漲煙澌”這句絕命詩后,范自縊于其妻陸氏的靈前,但很快被家人救下。于是,他只得在“拜闕號哭”后,用“誰言信國非男子,延息移時何所為”這樣更決絕地表明舍生信念的詩句作為自縊不死的回答,然后潛赴龍泉巷,投身古井之中。
與范景文投繯自縊被家人救下不同,當范景文的好友,戶部尚書倪元璐在大庭廣眾之下投繯自縊時,一位追隨倪多年的老仆哭著勸阻了家人解救倪的行為:“此主翁成仁之日,囑咐再三,勿可違命!”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在自縊被仆人救活后大罵仆人“汝輩安知大義!”接著飲砒霜噴血而死。
只有殉節者的“死法”足夠壯烈且特立獨行,才能在日后的史籍中引人注目地占據足夠長的篇幅。 “拜闕號哭”,絕命詞和投繯自盡的“死法”,都早已成了殉節儀式的一個標準化樣板,無法讓后來史家湊夠兩頁三行。若要史家筆下江河奔涌,最好的“死法”應該是能夠帶有一些隱喻色彩,可以讓后人在記錄自己的殉節過程時,追想起歷史上殊途同歸的古圣先賢,從而使自己的名姓事跡和那些垂名萬代的先賢一起光耀千秋。
南宋末年抗元殉節的文天祥(在時人文章中一般以他的封號“信國公”敬稱其為“文信國”或以其字號稱為“文文山”)就是這樣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忠烈前賢。其求死信念之堅定和死法之壯烈,不僅贏得了忠義之士的扼腕涕泣,甚至獲得了被視為胡虜的元朝統治者的景仰欽敬。所以你不必對1644年4月25日殉節官員的絕命詞中,文天祥的身影頻頻亮相感到吃驚。御史李邦華特意到吉安會館奉祀文天祥的牌位前自縊殉節,其絕命詞的前兩句完全套用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侍講劉理順則把文天祥的事跡和名句嵌在自己的絕命詞中:“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既占科名,豈肯茍全”。在絕命詞的最后,劉預言自己將和文天祥一起被供奉在三忠祠里——他的愿望在一個世紀后達成了。
較之前面這些文天祥的追隨者,御史吳麟徵的殉節之路則充滿了神秘的命定色彩。按照后來史家的記述,早在兒時,吳就在游戲中扮演文天祥的角色,那個迫害文天祥的元朝惡臣孛羅,則由他的從弟扮演。這樣,吳就可以文天祥的身份高坐詈罵他這位不幸演了奸賊的從弟了。1622年,吳一直引以自況的文天祥,在他登第之時竟現身夢中,在這個詭奇的夢里,吳看見一個人“傴而書碑”,而碑上刻的竟然是文天祥目睹南宋末代王朝覆滅時所作的《零丁洋》詩中的“山河破碎”“身世浮沉”的詩句。22年后,當夢中“山河破碎”的詩句成為現實時,吳凜然自縊。在給那位幼時扮演孛羅遭他詬罵的從弟的遺書中,吳麟徵寫道:
幼擬文山,今姑蹈之。
面對如此多令人動容的赴義殉節之舉,涂必泓對徐應芬的“死固當”的提議,看來應當在這些同僚忠烈行為的感召下,付諸實踐,以便日后在三忠祠擁擠不堪的供桌上再添一個牌位。但涂的回答很快證明他不過是說說而已。他先是推說死不足惜,但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如何安置是個問題,接著又說他的同僚都沒有捐軀的意思。聽了這些,徐應芬很知趣地引用至圣先師孔子的話回答說:
然則從眾耳。
話音未落,宅門就突然被叩響。終于從殉死的道德義務中解脫出來的涂必泓,迅速翻過短墻逃命去了,把他的師爺徐應芬和兩個仆人丟在屋里。面對破門而入的李自成士兵——比起那些文天祥異代弟子的“舍生赴死”,還是“舍死赴生”更合他的或者說是大多數人的胃口。
油畫:李闖王進北京
作者:李夏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