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法：生不如死
后世清名固然可貴，但與之相比，現時生活畢竟是更值得珍愛的東西。晚明士人一向以氣節相尚，動輒拜倒在文天祥的門下，但真到城陷國破的關鍵時刻，這批文天祥的異代弟子便紛紛爭先恐后改投趙孟頫，甚至張邦昌門下了。
涂必泓和他那兩位“無捐軀意”的同僚絕非舍死赴生的異數，而是在忠烈大義面前臨陣脫逃的龐大軍隊中的微乎其微的個數。相比殉節死難的區區13個人來說，決意茍全性命于亂世的官員則高達數千人。在這樣緊迫的情勢下，為自己的偷生行為找到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成了當務之急，涂必泓以妻兒為借口甩掉殉節義務的理由誠然難站得住腳，但那些平日滿口忠孝節義，振臂一呼便朝野萬聲齊和的政壇領袖、士人楷模，其遁詞更是讓人齒冷到不由擠出幾分同情的地步。
曾上書彈劾宰輔周延儒、陳演等權臣而爆得大名，更因文章詩詞被譽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龔鼎孳，不肯殉節的借口居然是“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他那位成功為《忠烈紀》空出一個名字，又為《貳臣傳》填上濃墨一筆的小妾，就是南京秦淮名妓顧媚顧橫波。有此佳人在側，自然難以割舍捐生。順便提一句，和他并稱“江左三大家”的另外兩位文壇領袖吳偉業和錢謙益也同樣沒有死成。吳的免死理由差強人意，按照他自己到處宣傳的說法，他本來都把上吊的繩套攥在手里了，但架不住其母抱持泣曰：“兒死，其如老人何？”比涂必泓拿妻兒說事稍稍高明一些，至少可以自稱是“移忠作孝”。錢謙益雖有一位深明大義的姬妾柳如是拉著他一起投河盡忠，但錢的托辭竟然是水冷，死活不肯下去。就像幾個月后他用頭癢為托辭剃發結辮一樣。
這些以道德文章名震朝野的17世紀公共知識分子前后不一的行為，也許很容易得到解釋——氣節這東西，在承平時代是可以作為一張護身符，在引來眾人仰望和贊許的同時，還可以用道德權威去壓服對手；但到了亡國亂世，它就成了一條催命符，逼著人把脖子伸向那條風中飄揚的白綾。當一個人身陷自己搭建的忠貞陷阱當中時，覓活比尋死更難，要么他就死心塌地把將忠義之士的角色演到底，要么就身敗名裂地茍延殘喘，連同他前半生苦心經營的清名也一同化作后世的笑話。
但有些人顯然已經勘破這個謎題，例如像王孫蕙這樣的官員，他早已通曉何時應當大張氣節，何時又當將其棄若敝履。4月22日，就在范景文決計絕食的前一天，王孫蕙在崇禎皇帝召見時，還跪在地上痛哭陳詞君辱臣死之義。但就在三天后，京城失守，人心惶懼之時，王卻異常鎮定自若，告訴家人“毋恐！吾自有定心丸在此”。你幾乎可以想象他一邊泰然自若地拈須微笑，一邊吩咐家人把早已準備好的大書“大順永昌皇帝萬萬歲”的黃布取來，用竹竿懸掛在大門前。但這不過是他投誠的第一步。第二天，4月26日，王孫蕙聽說李自成的新政府要對明朝官員進行籍錄，感到機不可失，便拉著他的同鄉趙玉森說：“方今開國之初，吾輩須爭先著！”當王和趙以及其他幾個同鄉被引進大順政府的大門時，王孫蕙突然從袋中掏出一張黃紙舉過頭頂，上面寫著“臣王孫蕙進表”——表文自然也是事先準備好的。大順政府負責篩選官員的宋企郊微笑著接過表文，贊賞道“好文字！”三天后，王孫蕙如愿以償地獲得了新建立的大順政權的官職。
“燕北既歸，已拱河山而膺箓。江南一下，尚羅子女以承恩”。王孫蕙的表文和另一位官員周鐘的勸進表被大順政府的宰相牛金星稱為“雙璧”。周鐘在京城淪陷的前一年，也是明朝最后一屆科舉考試中考取進士，授予庶吉士之職，他同時也是名震江南的公知社團“復社”的領袖人物。他文采飛揚的勸進表自然也在京城里被傳誦一時：
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漸德。獨夫授首，四海歸心。
在記下了周鐘勸進表中這句膾炙人口的話后，徐應芬不由得在后面評論道“人皆鄙之”。而他那位聽到李自成士兵敲門聲便越短墻逃跑的雇主涂必泓，此時也在新政府中謀得了一份直指使的差事，恰好和為了小妾忍辱偷生的龔鼎孳成了同僚。
王孫蕙等人可謂洞察先機的“幸運兒”，但更多的前朝官員卻遠沒那么幸運。與殉節的范景文同為內閣宰輔的魏藻德，在城破次日就拜謁李自成，希求獲得一官半職。但卻遭到李自成的大聲呵斥，李將其囚禁起來。即使如此，這位官迷仍不死心，隔著窗戶喊話：
如果用我，隨便什么官都可以，為何拘押我？
看遍李自成軍隊滿城劫掠的陳濟生，在城破后不久就再一次見識了李自成黑色幽默的恐怖手段。4月26日，大順政府發布告示，要求所有明朝在職官員于次日進宮拜見新主子，屆時他們可以自行決定是接受大順政權的官職，還是返回家鄉。但27日黎明到來時，在午門外等候的1200名前朝官員迎來的是一場夢魘。餓得東倒西歪的官員一直等到黃昏才得以瞻仰新主子的龍顏。大順政府的宰相牛金星則干脆坐到地上，一邊大笑一邊拿著記載官員名錄的《縉紳便覽》胡亂點名，任何一個點到沒回應的官員即以軍法定罪。
在選出了九十多名降官送往宋企郊處聽候差遣后，落選的全部押往李自成的愛將劉宗敏處等候處分。押送官員的士兵像驅趕豬羊一樣驅趕這些官員，“行稍遲，刀背亂下”。押到后，劉宗敏正在“挾妓歡呼”，根本無暇過問。這些本以為可以在新朝謀得一官的前朝大佬們反而覺得“生之可厭”。
但這僅僅是噩夢的開始。第二天，拷掠開始，每一位被囚禁的官員都要按官職大小繳納從上萬到數百兩不等的贖罪銀，繳納不上便會被上“夾棍”。跑官未成的魏藻德被連夾五天，腦裂而死。死前，他繳出了高達1.3萬兩黃金贖身，但就在幾天前，當崇禎皇帝下旨讓大臣捐助餉銀抵御李自成時，魏只拿出了五百兩，還不斷哭窮。另一位叫方岳貢的高官本是少數以廉潔著稱的官員，但在李自成看來，無官不貪的大明朝廷根本不存在清官。從夾棍下死里逃生的趙士錦后來這樣描述夾棍：“木皆生棱，用釘相連，以來夾人，無不骨碎。”趙在回憶錄中以一種異常冷靜的語氣寫道，每天早晨，劉宗敏都會將夾死的官員尸體用竹筐抬出來，“每筐三兩人，以繩束之，至是五六日矣”。
5月13日，趙士錦終于和幾個獄友被釋放出來，但死神之翼仍無時不刻籠罩在前朝官員的頭上：士卒的辱罵、囚牢的饑餓、夾棍的痛楚，對死亡的恐懼隨著對活命的渴求愈發強烈。5月18日那天，最后的判決來臨，就在那天的黎明，李自成突然下令將所有在押官員一律處決。他們為了忍辱偷生而拋棄了所有名節、地位、財富，但這最后一絲希望也被斷絕，在遭受了長久的折磨和對死亡的恐懼后，留下的只有一聲嘆息。
當一根白綾送到備受捶楚的方岳貢手中時，他絕望了，吐出了他的最后一句話：
何不早死社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