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用了十年功力寫成的《日本明治變政考》，深入研究日本如何從一個小國崛起為當時跟美國、英國叫板的海洋軍事強國，康有為在這本書的序言中指出，中國之大，十倍于日本，如果效法明治維新，“收日本已變之成功，而舍其錯戾之過節”，其成效絕不止“事半而功倍”。光緒皇帝被維新派說服采用了康的這本力作，作為維新改革的理論基礎，要在大清復制日本式的維新，只可惜光緒并非有魄力的改革家，而被守舊的既成利益集團扯后腿，西太后伺機搞一場政變，“戊戌維新”只撐一百零三天，成了“百日維新”。維新失敗后，梁啟超還逃入日本駐北京領事館尋求保護，后被伊藤博文秘密安排到日本避難。這樣的情節若發生在今天的中國，任何人都逃脫不了“漢奸”罪名。

康梁維新失敗之后，大清向日本學習的風氣反而更為熾熱，20世紀初掀起了一陣的日本留學潮，西洋的許多政治學理論通過日本人的翻譯再經由留日學生傳回中國，其中如著名的女革命烈士秋瑾（1875-1904年）便曾自費留學日本。根據臺灣歷史學者黃文雄在《辛亥民國一百騙》（2011年10月初版）一書里的說法：“1911年中國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的凡例寫道：我國新詞大半由日本輸入。”黃說：“如果沒有日本在幕末維新時代創出的20萬新詞，中國的社會、自然科學、新聞將難以傳達訊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有85%是日本所創出的新造詞。”由此可見，日本漢字對清末以及民國的革新、甚至新中國的發展都作出了直接或間接的貢獻。

從整個歷史長河來看，120年并不長。想想從當年的大清帝國到今天，中華民族的命運已有翻天覆地的改變，僅僅兩甲子時間內的事，不能說不快。今天的日本就算出現另一個伊藤博文，也不可能再把中國玩弄于掌股之中。在中日兩國進入“準冷戰”（鄭永年語）之際，碰上了甲午年，給人“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不詳預兆。中國若能把過去的崛起之路所碰到的各種主觀和客觀障礙當作國民團結的考驗與民族精神的磨練，則在國民素質、人文水平方面，超越日本是指日可待。就像韓國人過去幾十年抱著“雪恥”的心態，在經濟、體育、文化、科技等等領域，以日本為競爭對手，他們今天在這些方面的光芒幾乎都蓋過日本，真的是“什么仇都報了”。我們希望看到中國真的和平崛起，而不希望將來再看到另一出現代版的“甲午風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