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在2012中國民營企業峰會上，浙商馬云因為堵車遲到與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互相致歉，夏寶龍表示要在5年內治堵。

堵車面前人人平等，即便你是鼎鼎大名的馬云，面對堵車也是束手無策，只能面臨“被遲到”的尷尬。如果說馬云因為堵車遲到而向其他與會者道歉是出于禮節和尊重，那么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向馬云表示道歉，并且坦承“交通堵塞不是你的問題，是我的問題”，則更多的是出于一種責任和擔當。

馬云因為堵車遲到，與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互相致歉。夏寶龍表示要在5年內治堵，稱相信五年以后，馬云再從余杭到人民大會堂，只需要20分鐘(12月27日中新社)。

如果堵車的不是馬云，如果馬云不是去參加中國民營企業峰會，那么車堵就堵了，沒人會關心，也沒人會在意。哪怕成“首堵”了，也只有建言，只有“正在研究方案”，很難等到方案出臺的那一天。馬云本身的身份，讓他的待遇比別人“好”很多，不僅省委書記親自道歉了，還保證要在5年內治堵，讓馬云再從余杭到人民大會堂只需要20分鐘，這就是所謂的“名人效應”，一般人是享受不了的，只能羨慕嫉妒恨。

之前著名評論員楊錦麟也有類似遭遇，先拋開道德因素不談，因為楊錦麟在提供細節時，沒有說自己的錢包遺漏在出租車上被司機送回的一幕，光就楊錦麟“被宰”來說，其也享受了“超國民待遇”，杭州市副市長電話道歉，并表示會借此機會認真整頓運營問題。再想起航天女英雄劉洋，其老家停水停電，父老鄉親們拉出“劉洋別回家”橫幅，就好使了，一切問題迎刃而解了。每每看到這些人的待遇，總是恨自己不是“名人”啊，不然也不擔心被宰、遭遇不公了。

但是，靠“名人效應”達到的個人維權成功，是不可復制的，名人可以，你不行;靠“名人效應”偶然推進的公共事務改革，無法常態化，也無法真正讓公共事務“整體進步”。畢竟，不是每一次堵車，都會堵住名人;不是每次不公，都是名人遭遇。如果名人和普通人區別對待，普通人的意見難以上達，那推進公共事務無疑是“癡人說夢”。

堵車作為一種發作越來越頻繁的“城市病”，影響到的當然不止馬云一個，而是千千萬萬市民。從這個角度來說，浙江省委書記表面上是針對馬云一個人道歉，實際上也是對全體杭州市民，對所有來到杭州遭遇堵車者的道歉。省委書記的道歉可以看做是對馬云道歉的禮節性回應，但其做出的承諾，卻不能是禮節性的，也不應該是禮節性的。

正常情況下，開車從余杭區到市中心大約需要30分鐘時間，但是當天馬云卻走了足足一個小時20分鐘。浙江省委書記承諾，5年之后，同樣的路程，只需要20分鐘。這也就意味著，5年之后走一段同樣的路程，將比現在正常的時間還要減少10分鐘。30分鐘和20分鐘，時間上只有10分鐘的差別，但是要爭取到這10分鐘，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做出承諾是一種勇于承擔責任的體現，但是要履行承諾，卻不是一時沖動或者動動嘴巴就能完成的，它需要政府制定詳細可行的政策方針，推出切實有效的措施方案，當然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來完成方案。從這個角度來說，馬云與省委書記的對話，與名人有關，也無關。書記給馬云一個人的道歉和承諾，其實也是給所有人的道歉和承諾。

承諾是許給百姓的一個期待。而解決城市交通擁堵這道世界性難題，顯然不能僅僅依靠一個簡單的單雙號禁行、一紙車輛限購公文。在這道難題面前，既需要城市管理者拿出非凡的管理智慧，同時更需要執政者能夠具備以民為本的執政理念。如果沒有這樣的民本思維，或者是徒有理念而缺乏管理智慧，那么現在的承諾，就將成為明天的空談，則政府的公信力就會不增反減，不加反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