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緒年間徐珂編輯的《清稗類鈔·異稟類》中，就有記載說：“和珅記性絕佳，每日諭旨，一見輒能默記，乃至中外章奏連篇累牘，倉猝批閱，皆能提綱挈領，批卻導款，以故與聞密勿吻，奏對咸能稱旨。此所謂才足濟奸，聰明誤用者矣。”

《清稗類鈔》是清末民初徐珂編撰的類書。從清人、近人的文集、筆記、札記、野史、報章、說部中，廣搜博采，仿《宋稗類鈔》體例編輯。記載之事，上起順治、康熙，下迄光緒、宣統，間有上溯天命、天聰、崇德者。全書分九十二類，一萬三千五百余條。書中涉及內容極其廣泛，舉凡軍國大事、典章制度、社會經濟、學術文化、名臣碩儒、疾病災害、盜賊流氓、民情風俗、古跡名勝，幾乎無所不有。編者態度比較嚴肅，許多資料可補正史之不足。

清人袁枚在《隨園詩話補遺》卷十中也說：“和珅聰明絕頂，口才便利……雖是小人，卻有本領。”

這些資料，因為不是當事人的親聞親見，只是集錄前人著作中的事例，只能以野史對待，僅供參考而已。而乾隆年間來華的英國使團使臣馬戛爾尼，就曾寫過一部《乾隆英使覲見記》，書中記載他所看到的和珅，“相貌白皙而英俊，舉止瀟灑，談笑風生，樽俎之間，交接從容自若，事無巨細，一言而辦，真具有大國宰相風度”。這樣的贊語，應該比較可靠，也不會是故意拍馬屁、捧臭腳。

在和珅嶄露頭角的時候，幾乎所有的人全都眾口一詞地稱贊這個相貌英俊、舉止瀟灑的有為青年，這和他被嘉慶下旨查辦以后的沒有一個人說他好，“墻倒眾人推”，恰恰形成鮮明的對比！

這就是和珅的高峰期和低谷期。

乾隆皇帝需要一個年輕有為的人才，和珅是合格的；乾隆皇帝需要這個人才同時還是奴才，和珅也是合格的。這就是：在雙方主客觀條件完全吻合的前提促成下，和珅才理所當然地成了乾隆皇帝物色“人才加奴才”的理想人選。

我們經常說：壞人的本領越大，其危害性也越大。和珅就是這樣一個人。問題在于：早先，他并不是以“壞人”的形象出現的。他的青少年時代，既不是到處惹事生非的流氓惡少，也不是提籠架鳥不求上進的紈绔子弟，而是一個積極向上、聰敏好學的莘莘學子，簡直是人見人愛、人見人夸的少年典范。不然，身為高官、閱人已多的英廉，也不至于會在茫茫人海中單單看中這個家道中落的無助少年。開始的時候，英廉和乾隆都不知道、不認為他是壞人，而認為是難得的人才。不然，英廉絕不會主動把唯一的掌上明珠嫁給他，還沒有老邁昏聵的乾隆皇帝也還不至于糊涂到想要找一個貪官來看看他究竟能夠貪黷到什么程度！

英廉和乾隆其實一開始都看到了和珅“聽話”和“善解人意”的一面。但是可惜，兩個人都不認為這是缺點，而認為是優點。他們把這種奴性看成是“聰明”和“天才”的突出表現，卻沒有想到把聰明和天才用于犯罪，其“成功率”可是要比傻瓜和白癡強一萬倍的。說到底，英廉和乾隆都沒有透過現象看本質，都沒有一開始就考慮到這個人的本質。而是一開始，就被他的表面現象—聰明、才干所掩蓋。到了后來，那可就是先入為主，“一美遮百丑”，充耳不聞，視而不見了。—今天的許多貪官，一開始不也都是“表現良好”的干部么？

和珅除了聰明才干這些“內秀”之外，他的外表風流倜儻、儀表非俗，也為他能夠輕易取悅于人占了不少便宜。不說招女婿、找丈夫要挑那些魁偉英俊的美男子了，就是男人與男人之間交朋友，甚或招一個伙計、聘一個長隨，不也是誰都愿意找一個長得順溜一點兒的，看上去順眼一點兒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