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制規格從唐朝起趨于周密

說到官印的規格，也有一個從紊亂到齊整的整飭過程�！豆怒t匯編》中戰國時的官印，一顆編號為0007的“君之信璽”的邊長才兩厘米半，另一顆編號為0227的“左稟”印章的邊長，倒有三厘米。再看《封泥匯編》中的兩漢官印，不僅低級官印比高級官印大得多，其印面形制也“百花齊放”，有的極為方正，有的近似長方，有的四角呈弧形，還有圓形和橢圓形的，估計多為因材治印，逮到一塊什么樣的材料便做成什么樣的印面。

至于印文的書寫以及自左分行還是自右分行的排列方式，同樣是五花八門，無章可循。當它們以整體形狀出現時，固然可從金銀材質、青黑綬色上區別規格，但一旦以封押形式反映在公文上，如非十分熟悉，困惑是無可避免的。

賈誼著《治安策》，揭述矯偽者詐取國庫近十萬石糧食，冒征六百余萬錢賦，騙乘官車驛傳郡國，應該說都與這些印制上的缺陷有很大關系。在形形色色的官印到處都是，甚至連離任或去世者曾經用過的官印也依然存在于世間的情況下，只要有人膽敢妄為，辨別真偽還真不容易。

從官印設置從嚴控制的唐代起，印制規格也趨向周密。諸司之印一律用銅鑄，印體為正方形。此外，官印上有把柄以方便鈐印的形制，即所謂“印把子”，也是在這個時候推行的。明代，各衙門印信俱由禮部鑄印局統一刻制，且有詳細的鑄、換、辨、驗條例，“凡在外文移到京，悉送鑄印局辨其印信真偽”。

當然也不能說這樣一來便能徹底杜絕詐偽，比如《儒林外史》第十九回中那位在浙江布政司當差的吏目潘三爺，為幫助財主掠買婦女撈取酬謝，讓匡超人替他捏造一紙樂清縣署的公文，“家里有的是豆腐干刻的假印，取來用上”。不過這些花樣只能在基層玩弄，而且是在里外勾結的條件下生效，要想去設有鑄印局可辨真偽的京師行騙，就不那么容易了。

唐代起官印保管在府

官印的謹慎設置和保管，歷來是典章制度的重中之重。如宋代《職制律》關于機關申請置印的規定：“諸官司應鑄印記，先具以某字為文，保明申所隸，再行審驗，關申尚書禮部。”如因舊損需換新印者，“給訖限，當日以舊印申納尚書禮部棰毀”，也有先銼去印面一個角，集中銷毀的。作廢公章仍完好保留在世間這種事情，絕對不允許發生。官印的保管方式，在秦漢魏晉一官一印的時代，各自隨身佩帶，朝夕不離。唐代起，印為機關公章，保管在府。

官印的使用程式及責任人員，也有嚴格規定。以唐代中書門下即政事堂的“堂印”為例，凡需要用印的公文，必須經主管長官判署、簽押，并經謄寫、校對后，再由“堂頭”（相當于政事堂的辦公廳主任）審核，審核無誤后，方可蓋印。

明朝宣德年間，御史李浚奉命赴浙江錢塘縣督辦糧儲事宜。當地的縣令是個陰險狡詐之輩，準備暗中設計陷害李浚。一次，縣令將自己的一名心腹安插到李浚身邊做仆役，仆役伺機偷走了官印。當李浚辦公用印時才發現官印被盜，經前思后想，他判斷官印被盜定與縣令脫不了干系。

為找回官印，李浚的屬下提出帶人到縣令府中搜查，被其當即阻止。因為這本是件沒有確鑿證據的事兒，若興師動眾鬧得滿城風雨，極有可能逼迫對方將贓物隱藏得更深或干脆銷贓滅跡。冷靜下來，李浚拿定了主意。他盛情邀請縣令來府中擺宴慶賀。正當兩人酒酣耳熟之際，院內濃煙突起，仆人驚慌通報，家中著火。李浚連忙起身進密室取出印盒交給縣令并大聲吩咐：“官印重要，請妥替保管，明日送還，眼下救火要緊……”說完不容縣令推辭，離席救火而去。

自然，失火、救火都是李浚親手導演的一場戲，火勢當然不大，不久便被撲滅。而捧著空印盒回家的縣令卻坐臥不寧，徹夜難眠，左右為難。若明日把空印盒原樣返還，很難說清自己接受時印盒里面是空的。而弄丟了上司的官印，自己吃罪不起，勢必還會禍及全家�？h令越想越怕，只得把那枚剛剛偷來、預謀加罪李浚的官印重新放回印盒之內，第二天他不得不小心翼翼登門將官印完璧奉還。次日清晨，當看到印盒中安放著那枚失而復得、毫發無損的官印，李浚與縣令兩人目光對視，心照不宣地笑了。

能做到如此謹慎，自然是達到了“印記不得委其胥吏”的要求。也因此，公章也逐漸給地方辦公帶來了麻煩。按照規定，各地方政府每年都要派上計吏到京師戶部匯報地方年度財政收支，經戶部審核數目完全符合后，方許奏銷。錢谷數字如有分、毫、升、斗“軋不平”，整本財務報表便要被駁回重造。重造報表不難，難的是必須蓋上原單位的官印才算合法，這樣一個來回，就得多費個把月以至好幾個月的時間，才能了結。如此，不僅增添上計人員往返奔走的麻煩，也影響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手續繁瑣，也逐漸成為大量使用公章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