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被稱為“千古一帝”，實行“慎刑寬法”的清明政治。他在位期間，朝廷每處決一名重囚犯，他都要求“三覆五奏”，并把死刑的終審權收歸中央，以免出現冤假錯案。他還一再告誡大臣們說：“死者不可復生，用法務在寬簡。”從貞觀六年（632年），他讓近400名死囚犯回家過年的創舉中，我們就可以領略到他對生命的尊重和對犯人的關懷。對犯人尚且如此，那么對開國功臣和社稷重臣更應當珍惜呵護，但李世民卻多次制造冤假錯案，讓一些有功之臣蒙受不白之冤，不少賢能之士遭受無妄之災。

盛彥師是一員武將，他剿滅李密、平定王世充，是難得的軍事奇才，但如果讓他當勸降的說客，那他可就是門外漢了。徐圓朗叛亂時，李世民有意選派盛彥師為安撫大使，目的是想借助他的威名讓徐圓朗束手就擒，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理想效果。不料盛彥師話還沒說上兩句，就被徐圓朗活捉。

據《舊唐書·盛彥師傳》記載，盛彥師被俘后，面對徐圓朗的威逼利誘，始終大義凜然，表現出了對李世民的耿耿忠心。然而，“賊平，彥師竟以罪賜死”。盛彥師落入敵手，有辱使命，罪過不小，但李世民策略失準，用人不當，其罪更甚。李世民賜死盛彥師，與其說是為了發泄對盛彥師的不滿，倒不如說是為了推脫自身責任，掩蓋自身失誤。

如果說盛彥師被賜死，有其自身過錯的因素，那么李君羨的死就不可思議了。一句疑神疑鬼的讖語，一道無中生有的讒言，就輕松地讓久經沙場、戰功赫赫的李君羨斷送了性命。據《資治通鑒》記載，貞觀初年，一句“唐三世之后，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讖語，引起了李世民的高度警惕和對大臣們的猜疑。

當他得知李君羨小名叫“五娘子”，其武連郡公、左武衛將軍、玄武門守將等一系列封號官職中皆帶有“武”字，正好與“女主武王”暗合時，李君羨的霉運便接踵而至。

他先是被皇帝“深惡之”，接著被調出京城，不久就被御史彈劾“與妖人交通謀不軌”，最后李世民連審都不審，就下詔“君羨坐誅，籍沒其家”。

厄運來得如此迅速，如此連貫，恐怕李君羨至死也弄不清楚自己怎么得罪了李世民。

刑部尚書張亮被殺的罪名是“謀反”。因為其為官地相州被人傳言是“形勝之地，不出數年有王者起”，因為有人發現了“有弓長之君當別都”的圖讖，因為他私下里與幾個江湖術士談論了這些敏感話題，因為其老婆喜歡巫術進而干預政事對他產生了負面影響，所以這位農民出身的凌煙閣功臣成員，很快就被推上了“謀反”的風口浪尖。“謀反”，是皇帝最不愿意聽到的字眼，不管是真是假，必欲除之而后快。正當李世民為找不到過硬的證據而焦頭爛額的時候，他突然又聽到張亮私下里畜養500壯士為義子的事，總算是一個現成的把柄。

于是，李世民就來了個主觀推斷，對侍臣曰：“亮有義兒五百，畜養此輩，將何為也？正欲反耳。”于是，這位當年輔佐李世民爭奪帝位的死黨，這位剛剛從高麗戰場返回長安的滄海道行軍大總管，這位臨死前還在苦苦哀求寬大處理的刑部尚書，被“下詔處斬，籍沒其家”。

能夠得到李世民高度評價的人不多，除了“鏡子”魏征，就應該是“性最堅貞”的劉洎了。因為劉洎忠于職守，敢于直諫，有能力，有忠心，所以李世民在遠征高句麗時，才把輔佐太子監國的重任放心地交給他。貞觀十九年，遠征高句麗歸來的唐太宗，聽信了褚遂良讒言，在沒有充分調查研究的情況上，草率地把劉洎給殺了。

據《資治通鑒》記載，唐太宗出征高句麗時得了“癰疽”，劉洎聽到消息后，憂心忡忡，曾和同僚們說了八個字：“疾勢如此，圣躬可憂！”這本是一句憂國憂君的肺腑之言，但被進讒者傳到唐太宗的耳朵里，卻完全變了味：“（劉）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宮廷中最敏感的字眼除了“謀反”，就是“傳位”了。進讒者十分了解李世民的“心病”，在接班人問題上大肆進讒，皇帝因此才會失去理智，龍顏震怒。唐太宗二話不說，即刻下詔：“（劉）洎與人竊議，窺窬萬一，謀執朝衡，自處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賜自盡。”

唐太宗李世民一面倡導“寬大安撫”，實行開明統治，體現人文關懷;一面本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猜忌心理，對大臣動輒問罪，輕則貶黜，重則殺戮。李世民是一位賢明的皇帝，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他看來，沒有什么能比政局穩定更為重要。平庸之人犯了錯誤，他可以不予追究，一笑而過，但位高權重的臣屬尤其是功臣，哪怕有一點點捕風捉影的風吹草動，只要有可能威脅到自身利益和皇家利益，他都會興師動眾，殺氣騰騰。尤其是到了貞觀中后期，隨著“隋亡為戒”歷史教訓的逐漸淡忘，隨著驕傲自滿情緒的不斷滋長，封建帝王的專制本能越來越多地在李世民身上體現出來。難怪岑文本被唐太宗任命為中書令后，不僅高興不起來，反而面露憂色。母親問他為什么，他說：“非勛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朋好友前來道賀，他正色道：“今受吊，不受賀也。”寥寥數語道出了他對“伴君如伴虎”這句至理名言的深刻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