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既得利益者才是肇亂之源
國內外寄予如此重大期望的君主立憲政治改革，竟然在一夜之間弄成這個樣子，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呢？
按照攝政王稍后的解釋，任命百官是1908年憲法大綱賦予皇上的專權，任何人無權剝奪。至于大家都討厭的皇室或皇族子弟在內閣中占有絕對多數，攝政王的解釋是，按照君主立憲的原則，滿漢之間在立憲之后就沒有身份的不同了，除了皇室外，皇族這個特殊階層也就不存在了，大家一律平等了，既然沒有了滿漢區分，何來皇族內閣、親貴內閣這種說法呢？
如果僅僅從清廷特別是攝政王的立場上說，這兩個解釋當然是成立的，1908 年的憲法大綱確實規定了任命百官是皇上的專權。只是此一時彼一時，那時的皇上是光緒帝，英明剛毅，現在的小皇帝剛剛離開襁褓，還沒有上學，還沒有起碼的常識，如何能夠援引先前的規定而繼續壟斷權力呢？即便立憲黨人沒有將這一層意思說穿，那你攝政王怎么就不能理解這一層呢？
至于第二層，滿漢必將在立憲體制達成后自動消除，大家都不分滿漢了，何來政治上的不平等呢？這個說法從滿洲人的立場看當然沒有問題，問題在于既然有滿漢差異了，那么新出臺的這個責任內閣為什么沒有反過來，讓漢大臣占絕對多數呢？況且在改革前，漢大臣在內閣在中央各部院中所占的比例大致是一比一，現在改革了反而弄成這個樣子，這究竟讓漢大臣情何以堪？這不是在用事實證明孫中山革命黨人十幾年來所宣揚的民族主義是對的嗎？
皇族內閣的出臺時間是1911年5月8日，鐵路國有化政策的出臺是第二天，各地因這兩件事情而發生騷亂也就從5月開始，但清廷直至9 月一直心存僥幸，一拖再拖，始終不愿讓步和妥協。到了9 月中旬，鐵路國有化政策引發的保路運動發生流血沖突，僵持了4個多月的政治格局終于因流血而破局。10月10 日，湖北新軍在武昌發難，以軍事嘩變迫使清廷必須盡快做出抉擇。湖北新軍嘩變的意義是清廷十多年來培植的國之柱石開始反叛，而這個反叛不是因為經濟利益而是因為政治，因為新軍將領和士兵對全國性的混亂已經看不下去，他們希望朝廷能夠順從民意、調整政策、恢復秩序，構建真正意義上的君主立憲體制。
不能說清廷對湖北新軍的動向毫無意識，沒有反應。清廷的反應是及時的，但從后來看，清廷的第一反應是與湖北新軍的期待相反，不僅不對湖北新軍的要求給予積極回應，反而下令用鎮壓化解危機。結果危機從武昌一地向外擴散，長沙、太原等地新軍相繼響應湖北新軍，宣布獨立，加入向朝廷施壓的陣容。不得已，朝廷起用下野三年的能臣袁世凱，并不斷擴大對袁世凱的授權，至攝政王引咎辭職，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宣布。
應該說，清廷通過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而做出的讓步是巨大的，這個讓步如果在一兩個月前發表，那不啻是人民之幸、國家之福。人民一定會發自內心山呼萬歲。然而現在，第一，時間遲了。第二，清廷盡管宣布了十九信條，但其內部對于權力還沒有做好足夠的心理準備，滿洲貴族也就是那些君主專制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從陰謀論的立場解讀人民的要求。
于是，最應該成為政治變革先導的滿洲貴族統治集團反而成為障礙，成為中國再進步的阻力，成為革命的對象。他們逆潮流而動，不但無法挽救大清，反而成為“小清”后來的負擔或肇亂之源。所以，盡管辛亥參與各方在后來就政治變革達成比較圓滿的妥協，對于皇族包括可憐的小皇上、隆裕皇太后等都給予尊嚴與優待，但對于滿洲貴族尤其是稍后演變成宗社黨的那一部分滿洲貴族，則不愿原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