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灸誤”（艾灸的誤治后果）----摘自2001年《中華實用醫藥雜志》
灸法，作為臨床常用的治療方法，具有相對安全、簡便的特點，故而針灸界素有“針捷灸穩”之說。更有醫家認為灸法無有禁忌，所謂“針者需師方行，艾灸凡人可施”，甚至于“不問寒熱虛實悉令灸之”（《針灸問對》），導致灸法應用靡濫。然而，臨床灸法使用不當，不但可出現意外情況，甚者可以致殘或危及生命，由于當代文獻對此論述不多，筆者爰就灸誤的幾種情況進行綜合分析，以期引起臨床針灸家的重視。
艾灸導致變證
艾灸作為一種治病刺激方法，應和其他各種療法一樣，有其一定的使用范圍和局限性，不經辨證，盲目使用，就有可能因誤用灸法而致變證，古今醫家對此多有論述。如醫圣張仲景認為灸法以熱治病，外感熱病以火灸之則犯實實之忌，可致諸多變證�！秱�·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就有7項條文涉及到太陽病灸誤導致火逆等變證。諸如“脈浮熱甚，而反灸之，此為實，實以虛治，因火而動，必咽燥吐血”，“微數之脈，慎不可灸，因火為邪，則為煩逆，追虛逐實，血散脈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脈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無從出，因火而盛，病從腰以下，必重而痹，名火逆也”等等，諸多記載明示后人傷寒太陽證不宜灸法。
再如，外科癰疽癤腫，古人多用灸法，然而并非所有癰腫皆宜灸治，如《神灸經綸》云“癰癤自外而入者不宜灸，……若少陽分野尤不可灸，灸之多致不救，亦有因灸而死者，蓋虛甚，孤陽將絕，其脈必浮數而大且鼓，精神必短而昏，無以抵擋火氣，宜其危也。”《外科精要》亦云：“腦疽及頸項有疽，不可用隔蒜灸，恐引毒上行。”
古代醫家還認為某些部位或腧穴是不可妄用灸法，否則也會出現變證。除了在歷代針灸醫籍中均列有禁灸穴外，楊繼洲在《針灸大成》中專寫“頭不多灸策”，所謂“若不察其機而多灸之，其能免夫頭目旋眩、還視不明之咎乎？：不審其他而并灸之，其能免夫氣血滯絕、肌肉單薄之忌乎？”更有《神灸經綸》“腦為諸陽之會，頸項近咽喉，腎俞為致命之所，俱不可灼艾也”，“臂腳穴，多灸脫人真氣，令人血脈枯竭，四肢削瘦無力。”等等。
另外，金元四大家朱丹溪曾指出：“因火（灸）而生熱脹、發黃、腰痹、咽燥唾血者往往有之，當不知為火逆所致”。［4］今亦有因肺癆誤灸致咯血的病例報道，與之情況吻合。
例：女，31歲，因患兩肺上部浸潤型結核，10天前經艾灸肺俞（雙）、膏肓（雙）等穴四次，突然咯血約1000ml，服黃連阿膠湯加味4劑，咯血方止。
例：男，45歲，患兩肺結核12年余，1月前以艾灸大椎、肺俞、膏肓、足三里等穴9次，突然大咯血，量多色鮮，急投大黃黃連瀉心湯合黃連阿膠湯加減4劑，血止。
需要指出的是，現代針灸文獻中關于艾灸導致變證的記載較之于古代要少得多，這可能與現代艾灸臨床使用與范圍較窄、灸量較小、艾灸效果觀察方法不一等多種因素有關。
艾灸導致暈厥
針灸臨床，以針刺導致暈厥為多，其實暈灸在臨床亦有所見，清朝吳亦鼎所著《神灸經綸》一書中載：“（病人）或著火眩暈者，神氣虛也，仍以冷物壓灸處，其暈自蘇，再停良久，以稀粥或姜湯與飲之，以壯其神。”詳細記載了暈灸產生的原因及其處理方法。今人也有暈灸的報道。
例：董××，女，46歲，患功能性子宮出血，腰陽關壓痛（++），采用直接灸，當灸至5壯時，自訴心慌，眼發黑，四肢輕微顫抖，面色蒼白，脈細弱不止。當即停灸，約半小時復原。第2日仍在原穴先注入2%普魯卡因2ml，再采用直接灸，無不良反應。……40余日后，灸瘡愈合，血未再出。
由上可見，醫生在施灸時也應密切觀察患者反應，以便預防暈灸的發生或對暈灸患者予以及時處理。
艾灸引起過敏反應
過敏反應是一種變態反應性疾病。由于古代對過敏反應認識不清，歷代文獻中未查見艾灸導致過敏的記載，本世紀首例報道見于七十年代。
例：一30歲女性患者，妊娠8個月，兩下肢輕度浮腫，胎心音正常，臀位。每日晨晚做膝胸臥位20分鐘。翌日晚，患者自用艾卷灸至陰穴20分鐘，約1小時后，自覺胸、背、四肢搔癢，至翌晨眼瞼、口唇、面部皆浮腫且癢，胸背腰及四肢發生風團樣丘疹，搔癢。擬診為急性蕁麻疹。予中藥三劑并停止艾灸后癥狀消失。至夜間患者又自灸至陰穴，上述癥狀再次發作，且較前更重，并有胸悶，呼吸困難、外陰部腫，排尿困難等癥。予中藥六劑后癥狀消失。此種癥狀兩次發生都為艾灸所引起，且無其他可疑過敏。
此例患者艾灸以后出現呼吸困難，小便不利，顯示艾灸導致過敏反應癥狀嚴重，臨床應予注意。
艾灸致殘致死
眾所周知，艾灸，尤其使用直接灸，導致皮膚灼傷、感染，形成灸瘡灸疤，在古今針灸臨床均十分常見，為此不少醫籍對灸后護攝設專節論述，以防意外情況發生，即使如此，艾灸致殘致死的情況仍有發生。
例：錢若水因疾灸兩足，創潰出血數升，自是體貌羸瘵，手詔慰勞之。（《宋史·錢若水傳第25》）。
例：足有灸瘡癰，其醫謂火毒未去，故癰不止，遇即解衣取刀割瘡至骨……時旬余乃差。（《宋史·劉遇傳第19》）。
例：宋治熙癸丑年四月，于氏患背癰暴起，當中腫起如胡桃，急呼瘍醫，猶話談自若，醫至，己如扇，大驚曰“疾勢之來，不啻風雨，此非砭石所及，唯著艾乃可耳”。即命搗蒜艾，鋪四傍，幾于滿背，迨火盡，腫定。而醫者軍中武士，習技粗猛，所灸處太闊，火瘡遂大作，不可收斂，不三日竟亡。（《夷志堅·卷三十七》）。
還有，汪機《醫學原理》卷十一指出：“若極虛之人，孤陰將絕，脈浮數而大，精神昏短不能抵敵火氣者，不可灸之，灸之即死。”
考慮到古代能載入史書、醫書的病案畢竟是少數，可以認為灸后導致上述致殘致死情況實際要高得多。
誠然，當今對灸法的應用研究較之古代有了長足的進步與發展，如當代不少學者提出灸法可施用于熱證，外科癰疽等。鑒于灸法導致變證及意外情況絕非少見，筆者認為灸法作為中醫治療方法的一部分，應該說其應用也離不開辨證施治這一根本法，對灸法適應證也需更進一步地研究與觀察，否則就如汪機所言“若將有病者，一概而灸之，豈不誤哉！”
另外，在具體使用艾灸時，亦當如針刺時“手如握虎，如臨深淵”，務必專心致志，觀察病人，謹慎從事，以防其他意外情況的發生�？傊�，艾灸應用絕非百無禁忌，“不知宜忌，一概混施，非徒無益而反害之”，醫者當有所警覺。
凡事都有兩面性，自取自辨用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