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弗吉尼亞?伍爾夫、艾倫?圖靈或麗莎?辛普森——他們都是孤獨的巨星，燃燒出最耀眼的光芒，卻被隔絕于世人之外。正如歐內斯特?海明威所寫的那樣：“聰明人的快樂，是我所知道的最稀少的東西。”

這似乎只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只涉及極少數精英團體——但它所提出的見解對很多人來說都有重要的意義。我們的教育系統大多以提升學術智力為目標，雖然智商測試的局限性已經廣為人知，但智商仍是用來衡量認知水平的主要手段，我們會在大腦訓練和認知提升上一擲百萬，只為提升智商測試的分散。但如果說這種對天才的訴求本身就是愚人的使命呢?大約一個世紀以前，在美國的爵士樂時期，人們邁出了回答了這些問題的第一步，當時，在經歷了一戰招募中心的改良之后，花樣復雜的IQ測試開始獲得人們的支持。1926年，心理學家劉易斯?特爾曼(Lewis Terman)決定用它對一組天資很高的兒童進行識別和研究。他遍尋加州各學校，尋找精英中的精英，最終選中了1500名智商在140分以上的學生——其中有80人的智商在170以上。這群兒童被稱為“白蟻”(Termites)，而他們生活中的起起落落直到今天仍在被人研究。

你也許能預測到，許多“白蟻”兒童的確取得了財富和聲望——其中最出名的是杰西?奧本海默(Jess Oppenheimer)，經典情景喜劇《我愛露西》(I Love Lucy)的作者。的確，當他的電視劇在CBS電視臺上聲名鵲起時，“白蟻”兒童的平均薪水已經是白領平均薪水的兩倍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達到了特爾曼的期望——有很多人選擇了比較“低下”的職位，如警察、船員、打字員等。因此，特爾曼總結道，“智力和成就之間沒有太大聯系”。此外，他們的高智商也沒能讓他們過得比常人更幸福。在他們一生之中，離婚、酗酒和自殺水平和國家平均水平大致相當。

等這些“白蟻”兒童步入晚年時，他們故事的寓意——高智商并不等同于更好的生活——已經被人們重復了無數遍。在最好的情況下，高智商頂多讓你的生活滿意度與常人無異;而在最壞的情況下，它實際上意味著你過得并沒有常人那樣充實。

這并非像人們普遍認為的那樣，每個高智商的人都是備受折磨的天才——但它確實令人很困惑。為什么從長期來看，卓越的智商并沒有帶來應有的回報呢?

千鈞重擔

一種可能是，你對自己才能的了解反而變成了束縛自己的鎖鏈。的確，在上世紀90年代，那些仍在世的“白蟻”兒童被要求回顧他們80年的生命歷程中的各大事件。他們并沒有從自己的成功中感到滿足，而是感覺自己似乎沒能達到年少時的期望，并深受這種感覺折磨。

這種負擔感——特別是和別人的期望聯系在一起時——往往是許多有天資的兒童的共同困擾。其中最著名、也是最令人難過的案例便是數學神童蘇菲亞?尤瑟夫(Sufiah Yusof)。她在12歲時被牛津大學錄取，卻中途退學，當了一名服務員。后來她成了一名應召女，邊做愛邊背誦數學公式來取悅客人。

另外一個常見的抱怨往往出現在學生匯集的酒吧和網絡論壇上——聰明的人對這個世界的失敗面看得更加清楚。我們這些常人由于眼界所限，不需要感受這種極度的恐懼，而聰明人卻時刻保持清醒，為人類的現狀感到痛苦，或是為其他人的愚蠢感到悲憤。

事實上，持續的擔憂也許是高智商的征兆——但并非是以那些大門不出的哲學家們所想象的方式。加拿大麥克埃文大學(MacEwan University)的亞歷山大?潘尼(Alexander Penney)就各種各樣的話題，對學校里的學生進行了采訪。他發現那些智商更高的學生的確更容易感到焦慮。而有趣的是，他們的大多數煩惱都是平凡的日�，嵤�。高智商學生更可能重復一段令人尷尬的對話，而不是問一些“大問題”。“這并不是說他們的擔憂就更加深刻，而是他們擔憂的東西更多，擔憂的程度也更深。”潘尼說道，“如果某件消極的事情發生了，他們就會比別人想得更多。”

進行進一步研究時，潘尼發現這也許和語言智力有關——即IQ測試中以文字游戲形式進行的測試。相比之下，這些擔憂和與空間有關的智力關系要小一些(事實上，空間智力似乎能減少焦慮程度)。他認為，高超的口才可能讓你更容易把焦慮語言化，并進行再三思考。不過，這并不一定是個不利因素。“也許他們比常人更擅長解決問題。”潘尼說道——這或許能幫助他們從錯誤中學習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