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大清國終于聽到了久違的雄雞報曉聲。
一個葉赫那拉（慈禧太后）走了，另一個葉赫那拉（隆裕太后）來了，新的牝雞繼續司晨，但畢竟還有個攝政王，屬于“叔嫂共和”，公雞算是回到了久違的崗位上。
雞公、雞婆一起報曉，盡管有點怪異，卻成為大清國末世的一大基本國情。“牝雞司晨，惟家之索”，這對可憐的母雞來說實在太苛責了。她要在下蛋、孵蛋的本職外，還挑起本不是她做的報曉任務，既當媽又當爹，卻因此成為千夫所指的罪魁；任勞之外還得任怨，似乎家國的所有不幸都源于她的越位，而非公雞的缺位或無能。
其實，但凡有點姿色的“牝雞”，往往被歷史當作推卸責任的借口，所謂一笑傾城，再笑傾國，男人們倒成了受害者。五代十國時的川妹子花蕊夫人對這樣的混賬邏輯很是憤然，留下一首麻辣詩篇：“君王城頭豎降旗，妾在深宮哪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人是男兒！”罵盡天下兒郎，痛快淋漓！
大清國兩代葉赫那拉太后垂簾聽政都受苛責：慈禧精干，被責專擅；隆裕無能，又被責窩囊。這仿佛說，她們如果中庸一些，大清就不至于傾覆。江山社稷都承載到了女人的肩膀上，似乎也忒脆弱了點，一國的大老爺們似乎也只留下些指責女人的勇氣了。
如果海選歷史上的女性反面人物，慈禧太后應該是能進入前三甲的，甚至超過武則天。有關她的私生活不堪入目的八卦都被當作了信史，其實不少是中外抹黑宣傳家們的創作，將武則天的小說故事安到了慈禧身上。而在政績方面，慈禧太后與則天女皇無法相提并論。大清國但凡內政外交的失敗，多被歸咎到這個深宮里的寡婦身上，仿佛只要她不是那么昏庸、殘暴、愚昧，大清國就還一定能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這樣的邏輯是荒謬的。且不說一個能從“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的無病呻吟中就能看出階級斗爭新動向的王朝怎么可能容忍一個淫亂、腐敗的女人母儀天下、繼而葬送帝國，即使慈禧太后果真如此五毒俱全，那些自以為是忠臣孝子的人又都做了些什么呢？
中國的政治運動最為嫻熟的手腕之一，就是創造一個妖魔，以便能將所有的責任都承擔起來，大多數人就可以安心地以為自己是好人了，可以輕裝跑步進入燦爛的新時代。更何況，將前朝的一切妖魔化，不僅有利于完善自己的合法性，更有利于建立自己的偉大形象。武則天與慈禧太后的一個很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的孫子更爭氣，整出了一個開元盛世的好局面，連帶著那頗有爭議的奶奶也大為爭光；而慈禧的孫子卻把江山“一會兒就完了”（溥儀登基大典上載灃哄兒子時急不擇言的話，被當作亡國的征兆），自身尚且不保，老奶奶的歷史評價就更顧不上了，最后連老奶奶的墳墓和遺體都被蹂躪和侮辱。
針對慈禧太后形象的大規模妖魔化運動，是在戊戌政變之后流亡海外的康梁們挑起來的。歷史考證已經發現，康圣人有關自己在改革中的地位是經過注水和拔高的。在真正的改革主導者們（所謂“軍機四卿”，均被拉到菜市口砍頭）死無對證，官方又對內情諱莫如深的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康有為將自己成功地塑造成皇帝的忠誠戰士和改革的第一旗手。光緒皇帝被無限神化的同時，慈禧太后也被無限妖魔化，營造出以帝后為代表的兩條政治路線斗爭�？盗簩⑽鋭t天的野史安到慈禧身上，塑造了一個“政治上反動、生活上淫蕩”的妖后，迎合了西方大眾無論在上半身還是下半身對中國的簡單想象。
西方的耳目已經閉塞了。日本從甲午戰爭中獲得的巨額紅利令整個世界艷羨。英、法、德、意等國紛紛改變了自己的中國政策，將老資格、溫和的“中國通”們調離駐北京公使的崗位，換上了清一色的非洲事務專家——他們最擅長的就是在地圖上用直尺瓜分土地。大清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在評價英國新任駐華公使、原駐開羅總領事竇納樂時，就感慨道，“此人對東方一無所知，其工作方法就是基于對付非洲黑人的經驗”，這將破壞“我們多年來將中國人視為有文化和文明的民族的努力”。
當時最著名的駐華新聞記者，如《泰晤士報》的莫里循、濮蘭德等，甚至根本就不熟悉中文，而主要依仗品德上大有問題的英國人巴克斯提供扭曲的報道。莫里循本人所保留的一大批日記（現多收藏于澳大利亞悉尼），與其報道的內容完全不同。而濮蘭德與巴克斯合作出版的暢銷書《慈禧外傳》（直譯為“太后治下的中國”）及《清室外記》（直譯為“北京宮廷的編年史和研究報告”），幾乎完全基于想象與偽造，卻被海內外史學界一致當作信史引用了數十年。巴克斯甚至繪聲繪色地描寫了他和慈禧太后之間奇異的性交往，居然都沒有引起史學界的任何懷疑。
被史學界普遍接受了的一個荒唐故事，是所謂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的母子對立。太后畢竟不是女皇，可以隨時撤換太子；太后的權力是兒子做皇帝派生出來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最充滿貓膩的戊戌政變中，至今也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證明慈禧太后是反改革的。改革是利益的大調整，但正如八年后大清決定推進憲政改革前所分析的——改革利國、利君、利民，就是不利于官——這就需要相當的技巧和策略。甲午戰爭后積累起來的改革共識，被冒進的維新派們輕率地揮霍濫用，變法成為操切的大躍進，令最需要支持者的改革事業到處無謂樹敵，成為孤家寡人。既得利益者的反彈力度之大，甚至威脅到了皇位。太后出面喊停，實際上是母子分工、紅臉白臉，將隨時能爆炸的局面緩和下來。而六君子便如當年的商鞅，借其腦袋當剎車使了。戊戌政變后，除了政治體制改革被喊停外，其他的改革措施基本都得到了繼續推行。無論歷時30年的洋務運動，還是此后更為深刻的憲政改革，慈禧太后都是以舵手的身份出現在政治舞臺上，這是難以用“被迫”、“偽裝”等詞匯進行解釋的。
只要我們不帶偏見，就能發現：如果沒有以慈禧太后為核心的決策層的明斷和遠見，清王朝就不可能從咸豐年那樣深度的內憂外患中恢復過來，就不可能駕馭那些文武全才、個個堪為人杰的曾、左、李等能臣，就不可能有“同光中興”，就不可能在甲午戰爭后國際國內的復雜局面中繼續挺過17年的艱難歲月。
愛新覺羅家是幸運的，當自家的男人萎靡凋亡時，那個被他們剿滅的葉赫部落的女人，卻在一個“女人被當作痰盂一樣對待的帝國里”頂起了大半邊的天空。那無法考證的葉赫部咒語自然是無稽之談：自同治開始，愛新覺羅家的皇帝都流淌著葉赫家的血液，早已是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了。
不管公雞母雞，能司晨的都是好雞。問題是，大清國實在是睡得太久、太沉了，到了非風雨雷電無法喚醒的地步。雞公雞婆那微弱的報曉聲，只是令大清國的拂曉更顯得昏暗蒼白，如同黃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