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沒有如果

可惜好景不長，厄運接連而至。先是公私合營的風聲傳出，上自工廠下到剃頭匠和釘鞋匠，所有行當、所有人員全都要“跑步進入社會主義”。

其實，公私合營的實質就是私營業主交出經營權，消滅資本主義的土壤。幾十年后再回首那場“跑步進入社會主義”的公私合營運動，不免令人苦笑。剛剛有些起色的民族工商業被這場運動打個措手不及，猶如春降寒霜，禾苗盡遭摧毀。

益康餐館是金默玉的心血，聽到益康餐館將要公私合營的風聲，她的心境可想而知。正值此刻，一位干部出于好心，建議她到北京編譯局工作，說國家正需要她這種懂外文的人才。一考試，她嫻熟的日文、英文令人贊嘆，不久就接到錄用通知書。

告別了益康餐館當了公職人員，原以為如此一來不會再面對波瀾，誰知成了公職人員后不久便厄運降臨，莫名其妙地成了“反革命”，被判了15年徒刑。

起因是她的好友向組織反映，說金默玉經常收到日本寄來的錢款和衣物……原本金默玉的身份就“耀眼”—“大漢奸”川島芳子的胞妹，再加上胞兄金憲立解放后不留在新中國反倒逃往日本等等，這一切就是“重點中的重點”。如今有人揭發，揭發人又是她的好朋友，正好有了逮捕她的由頭。

“文革”中，在監獄服“反革命罪”徒刑的金默玉接到一紙離婚申請。金默玉一看字跡便知道了原委，因為離婚申請書上的字跡清晰可辨，那是馬萬里閨女的字，而不是馬萬里的字。金默玉并沒點破這層窗戶紙，而是平靜地簽了字。她理解馬萬里閨女的用意，這能怪她嗎？她這也是讓父親少些麻煩，也是盡孝啊。

南邊的蘇州胡同尚在事后得知，馬萬里的心的確沒變，金默玉被捕后，屋內的陳設依舊，唯一的變化就是他的話更少了，作畫也不似先前了。他數著日子，盼望15年早點過去，他好和愛妻再續和諧生活。無奈“文革”爆發了，從未見過、從未想到的事鋪天蓋地而來，閨女要他跟“反革命”繼母離婚，他不肯，閨女自行寫了離婚申請書，他則不做聲，他自己不怕受“反革命”妻子的影響，可閨女呢？作為父親，他不能不替閨女想……

洋溢胡同化成了大廈前的小徑，益康餐館已蕩然無存

1979年，金默玉得到平反，被安排到北京文史館工作。到了80年代，日本皇族幹子女士來北京找到昔日的學友，幹子女士是溥杰愛妻浩夫人的妹妹，早年和金默玉同在日本貴族學校讀書。經幹子女士牽線，年近七旬的金默玉與諸多日本同窗恢復了聯系，曾幾度赴日聚會。

再后來，不甘寂寞的金默玉老人決心為中日邦交做點實事。于是，她在京郊廊坊辦了一所學校教授日文，辦得很出色，而且置下房產，定居廊坊了。與金默玉辦了離婚手續的馬萬里，獨身度日，直到終老;而金默玉曾與一上海人組成家庭，但沒有子女，其生活也無法與昔日“金馬”的愜意生活相比。

幾十年匆匆過去，益康餐館卻依然留在一些人的記憶中。上世紀80年代中期，昆曲名家周銓庵回味益康餐館的川菜，說眼下的川菜遠不如益康餐館的香。周先生還回憶，說益康餐館的裝潢典雅而不奢華，溫馨而不媚俗，還說這是跟東家金默玉本身的素質是分不開的。

周先生還清楚記得，袁滌庵與章士釗在益康餐館小酌時的一席談。章士釗對年長的袁滌庵說：“當年捐助留法青年的兩萬塊大洋，本是您讓我轉交，但您囑我別提您，我就一直沒提，如今這光環越來越耀眼，我也越來越汗顏，我要向世人說出實情，不能再……”

袁滌庵坦然一笑才作答：“你我摯友，何分彼此。況且都已垂暮之年，昔日的陳谷子爛芝麻還提它做甚？別把它當回事，就什么事都沒有了。”

袁滌庵何許人？晚清舉人，當過官，后來投資礦山成了實業家，北京的自來水公司、電車公司都是他的首創。民國初任眾議院議員，解放后回復周恩來，說自己年老體衰，無意為官，推卸了全國政協委員的職務。對益康餐館而言，僅用“常客”稱呼袁老欠妥，因為益康餐館儼然成了袁老的“點”，隔三差五就邀人來此一聚。準確地說，袁老是益康餐館第一號“財神”才對。

回憶往事，周銓庵為金默玉惋惜，為益康餐館惋惜：“如果金默玉不離開，如果不搞政治運動，如今的益康餐館定會穩坐北京川味菜的頭把交椅，說不定分號早就開到東京銀座去了。”

歷史沒有如果，惋惜卻有道理。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