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1日，國民參政會第一屆五次會議在重慶召開。在致開幕詞時，蔣介石對來自社會各界、各個黨派的與會人員說道：“我可以說今天我們抗戰軍事力量，比前半年更見充實，一切技術與組織更有進步，敵閥已經上了絕路，已經預備進入墳墓……”

通篇的致辭，蔣介石的神態都保持著始終如一的堅毅，然而，誰都明白，真實的現實遠非那么樂觀。

戰場上的接連失敗，不僅令國土大片淪陷，也消解著整個軍隊的斗志;經濟上，大后方的物資缺乏以及隨之而來的通貨膨脹加劇，更使得艱難的抗戰局面雪上加霜。

那時，汪精衛叛逃重慶，本身就是一種悲觀情緒下的反應。親日派看來，蔣介石的抵抗給中國人民造成了無數的犧牲，于是，他們千方百計地搞臭蔣的名聲，以迫使他辭職，為中日媾和開辟道路。蔣介石的壓力不僅來自親日派，國民黨的左派也對蔣的政策感到不滿，陳友仁就曾說：“如果我們還以為蔣介石能打贏戰爭，我們就不能使中國和我們自己免遭征服者的蹂躪。”也恰恰在那個時候，通過西方記者的報道，人們也慢慢接觸到中共地區的情況，那些報道描寫了一群社會道德和個人品德都極為高尚的人物，而與此相對，關于國民黨官員腐敗、徇私舞弊的消息甚囂塵上，所有這些都嚴重挑戰著蔣介石及他所領導下的政權的威信。

如果說，在國內，蔣介石已經預感到一些四面楚歌的寒意，那么，在國際上，世界幾大強國，對日本在中國的侵犯，又幾乎同時采取了一種放任的態度。1940年7月，仍未放棄綏靖主義政策的英國封鎖滇緬公路，這對中國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而美國則奉行孤立主義，蔣介石預期的美國貸款也遲遲未能拿到。北方的蘇聯將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歐洲，為避免兩線作戰的困擾，也在謀求與日本改善關系。

那一年，蔣介石正經歷著一生中最焦慮不安的時刻之一。他和他的中國，被逼入了一種孤立無援的絕境。蔣介石清楚地知道，作為一個世界上的弱國，單憑自己的力量又根本無法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他所有的希望，便是尋求外部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