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提及馬君武，多半因為他直率勇武的個性以及那首讓張學良終生惱恨的詩--《哀沈陽》。

在民國，馬君武的身份實在有點尷尬。說他是大學校長、教育家，名頭卻大不過蔡元培。說他是國民黨元老，人們記住了吳稚暉卻想不起他。其實馬君武早于1905年便在日本加入了中國同盟會。

1927年，馬君武回到家鄉，受廣西省政府委托，創辦了廣西大學，并先后三次出任廣西大學校長。1940年，年近花甲的馬君武給廣西大學留下“勤懇樸誠”的四字校訓后，累死在大學校長的任上。

由于辦學有成，“始終致力于改造中國的封建教育體制、極力推廣現代高等教育的辦學理念”， 時人將這位廣西大學校長與北大校長蔡元培并列，一時有“北蔡南馬”之譽，周恩來更是稱其為“一代宗師”。

可是，歷史好像專開馬君武的玩笑，這位民國元老、著名的教育家名噪一時、驚動后世的，更多的還是那首題為《哀沈陽》的詩：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沈陽。

這是馬君武1931年11月20日發表于上海《時事新報》上的兩首“感時近作”詩中的一首。其時，日本關東軍已經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由于主政東北的張學良堅決奉行不抵抗主義，以致日本輕而易舉便侵占了遼、吉兩省，黑龍江省也在迅速陷落之中。

這首《哀沈陽》一經發表，惱恨張學良三年前通電易幟不愿賣國的日本人聞風而動，在報上大肆攻訐張學良糜爛荒唐的私生活，以敗壞張的名聲。南京中央政府蔣介石等人也樂見由張一人來頂東北失土之責。如此這般，一首極為尋常的詩，終于弄出了巨大的動靜，以致舉國盡知，流傳百年。打那之后，在國人的眼中，張學良便是一個性喜風流、為色禍國的花花公子，頭上結結實實戴上了一頂不抵抗將軍的帽子。

一首五言四句詩，竟有如此大的威力和影響！馬君武大感意外，也頗為自得，竟自詡此詩堪稱是民國版的《圓圓曲》。

九一八事變爆發前，張學良因久吸鴉片，弄壞身子，正住在北平協和醫院療養。事變爆發當夜，張臨時出院陪著英國駐華大使夫婦，坐在一個包廂里觀賞梅派京戲《宇宙鋒》。按理說國難當頭，陪人看戲也是不合時宜，但當晚演出系為遼西水災籌款，張學良出席應景自有道理。況有外國使節在側，兼有外事活動性質，更是張學良這位國民政府陸�？哲姼彼玖�、北方七省最高軍政長官的職份所在。由此足見當時張學良根本沒有時間與詩中所涉的三位女士演繹風流。

況且歷史也證明，三位女士中，影星胡蝶與張學良終生未謀一面。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胡蝶正在天津，一周后才為拍電影《自由之花》抵達北平。稍有嫌疑的是朱五與趙四兩人，但據張學良自己晚年口述，跟朱五小姐他連一句玩笑都未開過。至于趙四，兩人早在1926年便相識了，至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二人相處日久，即便親密廝守，也不應再作香艷故事來看。

論及馬張二人之間的私怨，歷史上好像確有其事。據張學良當年秘書惠德安回憶，九一八事變后不久，馬君武曾擔任過北平私立民國大學校長，由于辦學基金甚少，必須另外籌措經費維持。因張學良此前就有創辦東北大學和捐助大筆款項支持張伯苓先生主辦南開大學的故事在，馬君武便親自登門拜訪張學良，請其出錢助學，不料竟遭拒見。

盡管馬君武后來放軟身段，甚至不惜“低下勇武的頭顱”，在張的公寓外苦守一夜，成功逼迫張學良出來見他，但張學良最終還是以“現今軍事費用，已窮于籌措，先生所需經費，實在愛莫能助”為借口，當場回絕了馬君武。

至于素來好交朋友、出手闊綽的張學良當時為何拒見馬君武，惠德安說那是因為當時張的身體不好，加之東北局勢緊張。言外之意，張無心搭理閑人。

但以馬君武一貫的行事風格，若非傾心教育，讓他低頭求人幾乎沒有可能。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一生都是人求他，唯有辦學他求人。因此，他對張學良因惱生怨。

晚年的張學良對唐德剛（歷史學家，著有《張學良口述歷史》）就曾不止一次地提及這首詩：

--“這首詩我最恨了，我跟她（朱五）不僅沒有任何關系，我都沒跟她（朱五）開過一句玩笑！”

--“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我張學良如有賣國的行為，你們就是將我的頭顱割下，我也是情愿的。”

看來在張心里，這首詩不僅傷害了他，而且冤枉了他，使他終生背負賣國的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