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中國歷史上，清朝是一個歷時二百六十七年的大王朝，其中期明顯，問題突出。然而，跟唐、宋、明不同，清朝沒搞大規模的中期變法，而是持之以恒地做了“微調”，但效果卻相對好得多。

其實，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大王朝的中期都沒有面臨像清朝那樣嚴峻的局面。乾隆以后，國勢衰頹，在下坡路上飛奔，到了嘉慶初年，土地集中、經濟危機、吏治腐敗、國家機器運轉不靈等問題集中爆發，統治者焦頭爛額，應接不暇。然而，這不過是歷代王朝中期的普遍性問題，嘉慶皇帝還面臨著中華民族立國五千年來史無前例的難題——人口爆炸。

就中國歷代的人口而論，清朝最多；就有清一代的人口而論，嘉慶朝是一個高點，人口迅速突破三億，向四億邁進，稱之為人口爆炸毫不為過。當時，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到處人滿為患，人多地少的矛盾尖銳，勞動力出現了剩余，由此造成了糧食供應的危機，饑餓的陰影籠罩著人民的生活，社會矛盾隨時可能激化。清政府鼓勵墾荒、推廣高產作物、嚴禁釀酒、限制經濟作物的種植，但土地面積無法擴大，人口增殖的勢頭得不到遏制，這些舉措都是治標不治本。

到了道光皇帝執政時期，人口終于突破了四億，問題更為嚴峻，同時，另一個史無前例的難題凸現出來——毒品泛濫。原來，從嘉慶以來，英國向中國大規模地走私鴉片，至道光中葉，輸入量達到年四萬箱（每箱120斤）。這導致白銀大量外流，加劇了經濟危機；為了走私毒品，毒梟向清政府官員行賄，又腐蝕了國家機器；鴉片還毒害了中國人民的身心健康。怎么辦？嚴禁無效，屢禁不止，任其蔓延將導致國家的衰亡，君臣在困頓中一籌莫展。而他們并不知道，一個前所未有的強敵——英吉利已經站到了家門口，即將發動侵略戰爭。什么叫雪上加霜？哪個朝代遇到過這樣險惡的環境？

不得不承認，嘉慶、道光以及此后的清朝皇帝創造了一個奇跡——當這個王朝已經注定了衰亡命運的情況下，他們硬是把這個王朝的生命周期延長至了1911年，此間，清朝多次起死回生，長期衰而不亡，這不是一個奇跡嗎？這個奇跡是怎么創造出來的呢？

面對嚴峻的形勢，嘉慶、道光兩代君主沒有效法前代王朝，搞聲勢浩大的變法運動，而是把求真務實當成為政之道，推行了一系列的“實政”舉措。據《清宣宗實錄》記載，道光帝曾說：“皇考實心實政，天下臣民所共見”， “朕御極以來，用人行政，總求一實字。” 要求各級官員事事核實、剔弊厘奸、破除情面、推行實政，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其一，皇帝以身作則，勤政圖治。不分春夏秋冬，不論雨雪風霜，每天清晨按時開早朝，幾十年如一日；每天召見大臣，批答奏章，日以繼夜。比如，嘉慶十三年五月初五，嘉慶帝上朝，部院大臣誰都表示沒有公事上奏。嘉慶帝十分奇怪，突然，他想起來了，今天是端午節，立即表示端午節不比新年，是個一般性的節日，應該照常辦公，并讓軍機大臣下發上諭，向各級官員申明這一點。還有一次，嘉慶帝到景山祭祀，回來已經是下午了�？紤]到皇帝奔波勞苦，天氣又熱，候見的大臣就回家了，呈上的文件也撤回去了。嘉慶帝得知此事，十分生氣，將一些大臣交部議處。

其二，堅持恤民的原則。遇到水旱災荒，能及時救濟，并能豁免災區的錢糧，遇到國家慶典，也能想著給老百姓一些實惠。比如，嘉慶二十四年，因為皇帝六十大壽，決定豁免天下拖欠的錢糧。國家不富裕，勉強舉行一次，各地為豁免的比例爭吵，互相指責。嘉慶帝知道后，批了八個字：“損上益下，朕之愿也。” 意思是不跟地方計較，國家受點兒損失，老百姓得些實惠，我愿意！就照原來上報的數字蠲免。

嘉慶、道光兩代君主都嚴格限制地方官進貢，嘉慶帝規定地方官只能進貢土特產，比如水果、茶葉、藥材等。道光帝干脆連土特產也不讓進貢。地方官勸他說這些土特產非珠玉可比，原不值多少錢。道光帝說：一點一滴，都是民脂民膏，省一點兒，百姓就少受一點兒負擔。而且，不遠千里，送到北京，運費太貴，浪費更大，暴殄天物，想想都心疼。

據《清仁宗實錄》記載，嘉慶帝說：“朕所寶者，惟在時和年豐，民安物阜。一切耳目玩好之物，素性實所鄙棄。” 道光帝更是引用古代圣賢的話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意思是百姓富足，我皇帝能窮嗎？百姓貧窮，我皇帝能富嗎？一位帝王能有如此境界實在難得。

其三，厲行節儉。希望以此帶動官場風氣、社會風氣的轉變。嘉道兩代君主都很節儉，比如，嘉慶帝修陵寢，考慮到南方采辦楠木花費太大，也很擾民，指示使用北方常見的紅松。道光帝更是節儉得出格，他穿著打補丁的衣服，御膳不超過四樣菜肴，嬪妃除了年節以外，不得穿錦繡的衣服，不得吃肉，不許使用化妝品，其生活水準恐怕不及富商大賈的排場。

其四，適度變法。比如開始轉變國策，更信用漢族官僚。清朝是滿族建立的政權，其統治者對漢族士大夫不乏戒心。從嘉慶朝起，對此有所調整，這既擴大了統治基礎，也讓陶澍、林則徐這樣的有才干的人脫穎而出，對王朝渡過難關作用不小。再比如搞局部的經濟改革，如海運漕糧、鹽法改革、允許開礦等，都收到了實效。

其五，嚴格執法，懲貪獎廉，約束親貴等。比如廣興本是嘉慶帝的親信，但因貪贓枉法被執行了死刑。豫親王強奸使女，被道光帝處以終身監禁的刑罰。同時，提拔了不少操守清廉、明達干練的官員。據史書記載，此間的社會、官場風氣較為簡樸，跟很多王朝比較起來，官員大多能兢兢業業，積極工作，很少攀比服飾車馬，偶爾酒席宴請，并不奢華；官僚子弟、王公貴族也較為收斂。

讀者可能會問：嘉慶、道光兩代君主的這些舉措足以扭轉王朝沒落的大趨勢嗎？實事求是地說，這些舉措不足以使一個沒落的王朝的命運出現根本性的轉機，但是，他們把傳統體制的潛力挖掘到極致，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矛盾，更重要的是使得王朝的威信未倒，人心未散。當道光王朝落幕，太平天國起義席卷半個中國的時候，士大夫階層沒有贊助太平軍，而是與清王朝站到一起；當太平天國建都南京，然后揮軍北伐的時候，北方的老百姓沒有熱烈地迎接太平軍的到來，他們至少在清軍和太平軍之間采取了中立立場；而漢族士大夫的代表曾國藩異軍突起，最終鎮壓了太平天國起義。此后，由于人口壓力、吏治腐敗、財富不均等問題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緩解，所以，清朝走出了衰落的難關，迎來了一個枯木逢春的“中興”的時代，這真是中國王朝盛衰周期中的一個奇跡！

總之，變法是不得已的舉動，尤其是到了王朝的中期、晚期，如果大舉變法，其力度、深度很難把握，一旦矛盾激化，危機爆發，可能難以收拾。由此看來，清朝中期的統治者推行實政、關注民生、以身作則、抓住機遇、適當改革的經驗是有價值的。

創業維艱，守成亦難，處于中期的皇帝面臨著艱難的選擇。他們絞盡腦汁，煞費苦心，結果利弊交織，成敗互見，既有經驗，也有教訓。此外，歷代皇帝還有一個耗費行政成本較大的舉措，雖不能說完全徒勞無益，卻事倍功半，這是怎么回事兒呢？這其中有哪些是非紛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