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秉章作為一介書生，一名儒將，一代顯宦，一生的政績武功遠大于文治，因為那是一個天下分崩離析，需要干城之具維護國之長城的時代。雖然，駱秉章的功名始于京師，但他的事業卻成就于湖湘。在擢拔左宗棠，扶助曾國藩，培養一代湘軍英才的同時，這個封疆大吏，以遠見卓識和選賢任能，使人盡其才的統帥之才甚至親自參與軍事，運籌帷幄，指揮若定。在曾國藩的“湘勇”初創，缺乏經驗和能力，屢敗屢戰之時，駱秉章調度指揮的湘軍卻縱橫馳騁于湖湘贛粵，創造了屢戰屢勝的不敗記錄。后來他又主動讓權于曾國藩，成為湘軍的總后勤和堅強的靠山。所以，當時朝野公認他是湘軍真正的主帥。

駱秉章是廣東人，但他卻融入湖湘文化，為這一奇葩的盛開作出了自己不可磨滅的貢獻。一個地方官對歷史的最大奉獻，除了安定民心，使區域大治外，更在于為國家培養和舉薦不世的人才。沒有駱秉章，就沒有布衣成為卿相的，號稱“五百年來第一偉人”的左宗棠;就沒有一大批清正廉潔，以落魄書生而成為一代名將的湘軍人才群。駱秉章參與并鼎力使近代湖湘文化進一步放大與延展，力挽一個歷史時代的大廈于即倒，和曾、左、李（鴻章）一起創造了清季“同治中興”絢爛的政治風景。他與左宗棠的關系，無異于昔日管仲與鮑叔牙的關系，從而構成了近代政壇“最佳搭檔”的歷史佳話。

治湘十年之后赴蜀的駱秉章并沒有離開湘軍，他以“治蜀平亂維持穩定”的旗號，帶著著名的古文學家劉蓉（他后看來成為左宗棠的重要幕僚和助手）和一支九萬之眾的精銳湘軍入川，與云南造反勢力和太平軍石達開部展開三年的角逐，名副其實地為湘軍西線總指揮。與東線曾國藩、左宗棠遙相呼應，厘定了滿清中興的大局。對于一個需要統一和安定的國家來說，他無愧于一個忠臣、能臣的稱謂。對于黎民百姓來說，所謂的天國造反，只不過是以一個西化的、戲臺上的帝王將相取天下而代之的新的稱王稱霸的政權禍亂天下。除了戰亂和家破人亡外，其實不會給他們帶來任何福祉和希望。因此，消弭戰亂的駱秉章，總還是給予了人們太平、安定的希望和較為寬松的生活環境。這就是他的的歷史作用和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