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哪個朝代的：商鞅（約公元前390～前338）衛國（今河南洛陽一帶）人，原名衛鞅或公孫鞅，戰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法家主要代表人物。自幼喜好刑名之學，公元前361年去到秦國，深得秦孝公的信任，歷任左庶長、大良造等職，執掌秦國軍政大權達一、二十年之久。秦孝公曾以于（今河南內鄉東）、商（今陜西商縣東南）十五邑封他，號為商君，故又稱商鞅。

商鞅生活在諸侯分裂割據、兼并戰爭十分頻繁的戰國中期。他為了使秦國富國強兵，建立統一的封建帝國，先后推行了兩次以“農戰”和“法治”為中心的變法活動。商鞅變法是我國歷史上一場比較深刻的社會變革，有力地打擊了舊的世卿世祿制和舊的生產關系，使落后的秦國一躍而為壓倒山東六國的一等強國，并為后來秦始皇統一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人口思想在商鞅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人眾兵強，此帝王之大資也”（《商君書·弱民》。本辭條以下引文，凡引自本書的，只注篇名）。他認為人口眾多是贏得兼并戰爭勝利、統一天下的重要前提。人口太少，出兵攻伐敵人，就沒有多余的人力耕種土地，取得給養；如果把人力用于耕種，敵人也會得到休息，不能兩全其美。所以，要想富國強兵，徹底制限敵人，首先就應根本改變秦國“人不稱土”（《徠民》）的局面，大力增加人口。根據當時秦國的國內外形勢，他認為增加人口最好是用經濟辦法，采取“徠民”政策。這樣既可在短期內大量招徠其他諸侯國的移民，增加本國人口，又可使敵人兵源枯竭，迫使敵人完全臣服。反之，采用人口自然增殖，不僅費時久，收效慢，也削弱不了敵人。在人少地多、生產工具和軍事裝備都很落后的戰國時期，商鞅主張用徠民辦法增加人口，雖然有益于秦國的社會生產發展和富國強兵，但是一種損人利己的政策。

商鞅發展了墨翟關于人口與土地必須保持平衡的觀點，第一個提出了“制土分民之律”（《徠民》）。他認為容納五萬的生產人口，需要有方圓一百里的土地，其中良田占40％，壞田占20％，城鎮、道路占10％，湖泊、河流、山地占30％。上述比例不論是否符合當時實際，但在兩千多年前他就提出來了，是十分可貴的。此外，他還指出人多地少時，應大力開墾土地，不然會出現“民眾而不用者，與無民同”（《算地》）的情況；人少地多時，應大力增加人口，不然會出現“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同”（同上）的情況。

為了推行“農戰”政策，商鞅還很重視增加農業人口，第一個提出了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的比例最好是百比一，最多不超過十比一的主張。“百人農，一人居者（指非農業人口），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農戰》）他認為商人和官吏雖然在社會生活中各有其特殊作用，但他們尤其是那些以技藝為業、游說好辯為業、學詩書為業的人，都是一些不事生產的游食之人，這部分人多了，會影響農業生產的發展，“食口眾者，敗農者也”（《墾令》），造成國家的貧困危弱，“農者寡，而游食者眾，故其國貧危”（《農戰》）。為了增加農業人口，他除了主張采取“徠民”政策，大量招徠其他諸侯國的農民外，還主張用賜與官爵、免除徭役、加重工商業和非農業人口的征課、實行糧食高價政策、限制雇工和不準開設旅店等來擴大農業人口。商鞅把一切非農業人口都看成不事生產的游食之民，是錯誤的。他增加農業人口的辦法，有的也是極端的。但遠在農業占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戰國時期，主張農業人口必須占總人口的90％以上，是符合實際的。同時，象他這樣不惜采取一切措施來增加農業人口，在我國歷史上也是罕見的。

商鞅還反對提高人們的知識文化，主張人民愚昧無知。他認為人們“務學詩書”（《農戰》），有了知識和文化，不但可以在其他諸侯國勢力的支持下，“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同上），不再為了名與利去努力從事農戰，還會“高言偽議”（同上），擾惑民心，使人民與君王離心離德。“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農戰矣。”（同上）所以，要想富國強兵，贏得兼并戰爭的勝利，就必須使民“不好學問”（《墾令》）。商鞅這一思想，不論是否有利于當時秦國的富國強兵和農戰政策的推行，都充分暴露了他的剝削階級的本質，有害于廣大人民文化知識水平的提高。

為了加強戶口管理，嚴密控制人口，商鞅還很重視人口統計。他除了主張建立五家為伍，十家為什的“連坐”法戶籍制度外，還第一次提出了在全國范圍內建立周密的、經常的人口統計。他認為詳細了解人口的出生、死亡情況，即“舉（凡）民眾口數，生者著（登記），死者削”（《去強》），正確掌握人口總數和男、女、老、少及商人、游食等各類人數，是關系富國強兵、鞏固地主階級政權的大事。如果不知道“竟（境）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士之數，以言說取食者（指游說的人）之數，利民（指商人和手工業者）之數”，即便“地雖利，民雖眾”，也會“國愈弱至削”（同上）。